北京中鼎经纬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网络诈骗受害者|构成犯罪的边界与法律责任

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普及，网络诈骗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。中国作为世界上网民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，在享受信息化带来的便利的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网络诈骗威胁。数据显示，仅2023年上半年，全国机关就破获各类网络诈骗案件超过15万起，涉案金额高达数百亿元人民币。在此背景下，一个引发广泛讨论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：在些特定情况下，原本是网络诈骗受害者的个人，是否可能因自身行为的不同而被追究法律责任，甚至构成种意义上的“从犯”或“共犯”?这一问题的提出，不仅涉及刑法理论中的共同犯罪认定规则，更关系到社会治理和法治建设的关键领域。

法律界对网络诈骗受害人构成共犯或帮助犯的争议

在网络诈骗案件中，受害者的角色往往被简单地定义为被骗者。在司法实践中，些特殊案例显示，部分受害者可能在特定条件下成为犯罪链中的参与者。在一起典型的荐股类网络诈骗案中，有被害人在受骗后不仅提供了自己的银行账户用于接收赃款，还主动帮助诈骗分子寻找新的被害人。该行为是否构成刑法上的“共同犯罪”或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”，便成为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。

在司法实践中，法院通常会根据以下两个标准来判断受害者是否需要承担刑事责任：

网络诈骗受害者|构成犯罪的边界与法律责任 图1

1. 行为人的主观认知：是否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与上游犯罪相关联；

2. 客观行为的参与程度：具体实施了哪些帮助或协助行为。

从理论争议的角度来看，有观点认为，只要行为人在客观上对诈骗犯罪的完成起到了促进作用，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而另一部分学者则强调，犯罪故意的认定应当严格限定在“明知”的范围之内，避免因过于宽泛的解释而扩大打击面。

现行法律框架下的刑法规制界限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27条的规定：“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，是从犯。对于从犯，应当从轻、减轻处罚；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，应当按照其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。”这一条款为司法实践中认定“从犯”提供了基本遵循。

《刑法》第284条之一规定：“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，为其提供技术支持或者帮助的，情节严重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。”

在司法实践中，如何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主观上的“故意”是一个专业性极强的认定过程。法院通常需要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综合考察：

行为人的职业背景

与犯罪分子的接触方式

对相关资金流向的认知程度

是否采取了反常的交易方式等等

在近期的一起司法判决中，法院就曾明确指出，网络诈骗案受害人在被许以高额返利的诱骗下，虽然参与了部分赃款接收和转移行为，但由于其并不了解上游犯罪的具体情节，且未获得任何实质性利益，最终法院仅追究涉案主犯的责任，并对受害人进行了深刻的法治教育。

社会治理与法律完善的建议

1. 完善司法解释体系

建议尽快出台专门的司法解释，明确界定网络诈骗案件中“帮助犯”的认定标准和具体情节，避免各地法院因认识差异导致同案不同判的现象。

网络诈骗受害者|构成犯罪的边界与法律责任 图2

2. 加强法治宣传教育

针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网络空间的新手用户，要通过典型案例分析、法律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开展法治教育，提高公众的防范意识和守法意识。

3. 强化技术手段监管

建议相关部门加快研究开发新型的技术监管手段，在确保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前提下，建立覆盖全网的交易监控系统，及时发现并阻断异常资金流动。

4. 完善举报奖励机制

可以借鉴国外成熟经验，设立更完善的网络犯罪线索举报人奖励制度，鼓励社会公众主动参与社会治理，共同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。

5. 探索群体性事件预防机制

针对特定类型的网络诈骗高发群体（如在校学生、离退休人员等），要建立专门的风险预警和干预机制，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采取更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。

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，每一个公民的行为都应当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。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，任何试图利用技术漏洞实施犯罪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。对于那些在特定条件下成为犯罪链条参与者的个体，我们既要本着“教育为主”的原则进行挽救，更要通过完善立法、加强司法和强化社会治理等多重手段，构建起预防和打击网络诈骗犯罪的多层次防护网。

只有综合运用法律规制、技术防控、社会协同等多种治理方式，才能实现对网络诈骗的有效遏制，保护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。这不仅是当前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，更是我们每一个公民应当共同参与的社会责任。

（本文所有信息均为虚构，不涉及真实个人或机构。）